有性格博客

作者：刘瑜　来源：南方周末

　　如果人们只有爱吃西红柿的自由，那么无论人们多爱吃西红柿，似乎都不能证明西红柿的美好

柏林墙倒塌20周年纪念日那天，多国政要汇聚柏林。其中有一个可能最坐立不安，那就是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柏林墙的倒塌意味着中东欧各国的回归；对于俄罗斯来说，却是众叛亲离的开始。20年来中东欧各国纷纷投奔欧盟、北约，当年的苏联“老大哥”今天几乎成了一个欧洲孤儿。

更令他不安的，恐怕还不是欧洲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而是价值观念上的被孤立。在柏林接受采访时，有记者问：“今天欧洲首先是一个价值共同体，俄罗斯将来在欧洲扮演的角色，取决于贵国如何看待民主、自由和人权，对此你怎么看？”梅德韦杰夫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的价值观和你们是一样的，在民主、自由和人权问题上，我们没有根本分歧……”

梅德韦杰夫说到这里，肯定有几个人在坟墓里打喷嚏。比如2006年在自家门口被暗杀的记者安娜·波里科夫斯克亚，今年1月被暗杀的人权律师马科洛夫，7月刚被暗杀的记者埃斯特米洛娃。巧合的是，这几个人都直接或间接为一个叫Novaya Gazeta的媒体工作。同样巧的是，这份报纸据说是俄罗斯境内仅剩的全国性独立报纸。事实上，有国际记者组织将俄罗斯评为对记者来说最危险的三个国家之一，危险程度仅次于伊拉克和哥伦比亚。在俄罗斯过去几年被暗杀的17个记者中，只有一个破了案，其他都不了了之。

这份“荣誉”可以说是普京时代的成果。叶利钦当政时，虽然俄罗斯的民主化也可圈可点，普京时代却是一个政治倒退时代。就媒体管制而言，克里姆林宫通过国有化或者惩治异见者的方式，驯服了所有全国性电视台、所有的全国性报纸（除了Novaya Gazata之外）；就集会自由而言，骚扰、逮捕抗议示威者甚至干脆拒绝他们的游行申请已司空见惯；就政党而言，独立倾向的政党及其领袖大多要么被骚扰，要么无法登记参选；就NGO而言，很多国际NGO被驱逐，国内NGO则被骚扰；就中央地方关系而言，2005年开始州长从选举改成中央任命，确保地方首脑对克里姆林宫的忠诚；由于一边倒的媒体、地方政府的忠诚甚至公然的选举舞弊，造成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在杜马一党独大，行政和立法权无以制衡，司法部门往往也屈从于政府的指挥棒；甚至经济上国家控制成分也越来越大……2008年，Freedom House将俄罗斯划入了“不自由”国家。从俄罗斯政治的倒退情况来看，也许可以说，有形的柏林墙早已倒塌，而无形的柏林墙只是从柏林位移到了俄罗斯而已。

不是还有经济增长吗？也许有人会说，叶利钦时代政治也许更开明，但经济一团糟，相比之下普京时代虽然政治铁腕，但经济增长率年均6%-7%左右，不是恰好说明政治铁腕是经济增长的必要代价？这个逻辑显然忽视了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带来的阶段性困难（事实上，普京上台之前的1999、2000年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也忽视了一个经济共同体瓦解之后带来的经济失序，更忽视了普京的最大运气——他上台以来油价的持续走高（从2000年每桶20美元左右到2008年100美元左右），而石油出口是俄罗斯的经济命脉。更重要的是，如果政治铁腕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那就无法解释苏东那些更成功民主化的国家——比如捷克、波兰、波罗的海三国等——为什么在1990年代末期以后也实现了经济稳步增长，其中有些增长速度还快于俄罗斯。

美国记者Fareed Zakaria曾发明一个词，叫“不自由的民主”，意指一种伪劣民主政体：这些国家也许有定期选举，但是言论、结社、集会、出版自由却形同虚设。今天的俄罗斯，大约就是“不自由民主”的典型。问题是，在没有政治自由时，真正的民主是否可能？民主是对民意的倾听和代表，但如果民意不是自发自主形成的，而是被灌输甚至操控出来的，去代表它又有何意义？不错，调查显示现在普京在俄罗斯的支持率很高，但如果报纸、电视、街头、网络长期只允许对他的鲜花与掌声，支持率高说明的只是垄断的有效性而已。如果人们只有爱吃西红柿的自由，那么无论人们多爱吃西红柿，似乎都不能证明西红柿的美好。

当然，“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柏林墙也不可能一日倒 塌 。 2009年Freedom House的报告显示，在前苏东地区的28个国家里，只有13个可被称为自由国家，其他都是不自由或部分自由。也许对于历史的演进，我们仍需保持耐心。人类花了28年等待有形柏林墙的倒塌，无形柏林墙的消除，也许要更漫长的等待。梅德韦杰夫在采访中说他年轻时也听Scorpions的“变化之风”，那首歌唱道：“变化之风吹拂在时间的脸上，就像暴风吹响自由的钟声”，不知道现在的他，是否还愿意重听。

　　（本博主感言：刘瑜只是在说俄罗斯吗？）

近日，北京市就出租房屋人均居住面积标准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出租房屋人均居住面积不得低于5平方米，单个房间居住人数不得超过2人，但有法定赡养抚养义务关系的除外（如夫妻可带孩子住一个房间），单位承租房屋作为职工集体宿舍的，不适用该标准。

　　说实话，我一直不太理解，为什么政府部门总要在一个出租房住几个人、一个人租住多大面积等问题上锱铢必较、费心费力。在我看来，除改变房屋结构，可能威胁楼房安全的群租行为应受管制外，至于人家租多大的房子，一个房间摆几张床，一个床上睡几个人，这些更多的是人家的私事，政府部门在这些事情上较劲，我想象不出有多大的必要性，何况这是不好管、管不好的事情。

　　你看，作为单位职工宿舍的出租房就不适用该标准，这其实从一个侧面证明该标准没必要、不适用——同样是出租房，一间职工宿舍可以住七八个人，其他出租房为何只能一间住两个人？兄弟三人或姐妹三人租住一间房，碍着别人什么事了？我想，即便住在自家房屋的北京市民，可能也有一个房间住2人以上的，政府总不能强令他们出去租大房子住。

　　没有人愿意住得拥挤不堪，无论穷人富人都想住大房子。一些人沦为“蚁族”，无非是收入微薄甚至生活无着，迫不得已“抱团取暖”。无数怀揣梦想的年轻人漂泊在北京街头，无数迫于生计的农民工奔波在京城巷陌，他们的境遇应该得到政府的同情和体谅。举个例子吧：这几年很红的相声女演员贾玲，成名之前“漂”在北京，租住的是一间地下室，小得“狗进去了只能上下摇尾巴”，最穷的时候，她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常常饿肚子。这种情况下，你若不让她租地下室，或者要求她租大一点的房子，简直是不讲理。像贾玲这样的“北漂”何其多，穷困潦倒的“蚁族”和收入微薄的农民工何其多，不知道北京市拟定的租房标准，是没有考虑到这些人的存在，还是想把他们逼出北京城？

　　这让我想起上海市长韩正在谈及房价调控时说的一句话：“现在讨论如何解决住房问题的人，都是没有住房后顾之忧的人……如果政策制定者不能感同身受地理解买房人的渴求，就没有办法切实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是啊，政策制定者往往是事不关己的局外人，却去制定关乎“局内人”切身利益的政策，所制定的政策与现实难免“两张皮”，与“局内人”的实际境遇和诉求相去甚远。北京市制定租房标准的人，想必不是“蚁族”，所以不能感同身受“蚁族”的无奈，所以他们自以为，人均居住面积不低于5平方米、一个房间居住人数不超过2人，这是多么低的标准啊！殊不知，这样的标准对有些人仍是奢侈的。由局外人决定“局内人”的利益，兴许就是拍脑袋决策的一大根源。

　　公共政策不能不食人间烟火，决策者不能不考虑人情世故。多一些调查研究，多一点求真务实，多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考虑问题，多体谅他们的需求和难处，这样制定的公共政策才会多一些人间烟火味儿，也就是多一些人情味儿。

　　据报道，自去年底以来，全国多个城市的房租持续上涨，大部分地区涨幅超过五成，北京、上海等城市尤甚。漂泊在北京的人们买不起房或没资格买，现在又将租不起房，连当个“蚁族”都不行，让人情何以堪。依我看，政府与其在租房标准上较劲，不如想办法平抑房租水平。显然，房租贵不贵是决定人们租房面积的一个根本性因素。

笔者曾在拙作《生于1980》后进行过一次“关于80’后一代问题”的调查，在针对“有人说，性解放，是80后一代一个明显的标志，但这代人只剩下的感官的愉悦了，你认为呢？”这个问题时，10％左右的人坚决表示反对，但剩下90％的人都承认，在他们这代人中，这是一种趋势。

　　有一个大学生这样写道：“我宁愿不承认这是事实，但又不得不承认这是相当真实的现状，社会的发展使当代青年，包括大学生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性’已不是一个保守的话题，性爱对大学生来说也不再新鲜，然而只追求感官的刺激是堕落的。”另一个大学生这样写道：“由于这代人多是独生子女，大部分在比较养尊处优的环境中长大，不掩饰自己个性的张扬，对传统的东西有一种反叛心理，包括性道德观念，但也不能完全说仅仅是为了感官的愉悦，这代人也讲爱，但爱有盲目性，而且不相信什么爱的永恒之类的说法。”

　　很显然，对于80’后来说，其性爱观已然与前几代人产生巨大的代沟。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团组织生活中谈论最多的话题是“大学生该不该谈恋爱”、“男女之间有没有真正的友谊”，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大学生谈的话题是“怎样处理恋爱与学习的关系”，到了九十年代末，同居时代到来，大学生向心理学老师讨教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何处理同居中遇到的性问题，媒体的目光也集中在大学生能否结婚这一焦点上。笔者曾发表一些文章，也不止一次地在好几所大学里讲过，曾经席卷欧美地区的那场声势浩大的“性革命”运动已经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我们的教育者和社会工作者不能对此视若无睹，充而不闻。性，正在解构我们过去的生活和各种关系，也在重建新的人伦。

   这里我特别要说明的是，“性革命”一词并非贬义词，也非褒义词。它是一场生活中的革命，有它很深的理论基础。它诞生了二十世纪的显学之一“性科学”，使人类的性生活从此踏上一条健康的道路，但它同时走得过了头。2002年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潘绥铭教授发表了《中国性革命蓝皮书》一书，从多方面正式向社会提出和阐述了这一观点。

潘绥铭教授将中国的“性革命”归根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也许是有道理的，但笔者仍然觉得它是世界性革命浪潮的一次侵淫。人们应该注意到一个现象，在欧美地区爆发的性革命时期，正是被称为“垮掉的一代”刚刚进入大学的时期，是他们引发了这场生活中的革命。这些“嬉皮士”被老一辈人唾骂教训，不屑一顾，被称为道德败坏的一代，是不能承担历史责任的一代。在那个时期，后现代主义运动开始了，他们“嚎叫”着要主导这个世界，正如今天的80后青年一样在文坛上与前辈们争夺着话语权一样。

　　“垮掉的一代”只是一个借来的词，是个舶来品。用它来形容80后这一代准确吗？

　　笔者曾在《非常对话》论述过，80’后一代与美国六七十年代的青年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理念如出一辙，他们对生活的厌倦、对未来的迷茫和对物质的迷恋仿佛也大同小异。美国的《时代》周刊将北京少女作家春树搬上了亚洲版封面，将其与韩寒、黑客满舟、摇滚乐手李扬并列为“80后”代表，与美国60年代“垮掉的一代”相提并论，以“LINGLEI”来称呼他们。在美国人的眼里，中国的80后一代正在经历他们前四十年前的生活。在那时，汽车帮助美国青年逃离父母的监督，今天，网络帮助中国青年过上了另类生活。

　　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当性革命来到中国的时候，很少有人真正地面对。在中国，一个性学家几乎等同于一个淫贼，性教育迟迟不能推开，更不要谈普及了。据笔者所知，在大学里进行性教育的寥寥无几，更多的大学并没有将此重视起来。

　　与此相联的一个问题是，80’后一代的性爱观也与前几人不同。笔者在新浪网上有一个大学生心理咨询专栏，来问我问题的大部分是大学生。他们问的问题大部分是有关性爱的问题。

　　大约十分之一的学生曾问过笔者，是该多谈恋爱，还是少谈恋爱？笔者曾就这一问题与中国著名的性社会学家刘达临先生讨论过，他认为，可以多谈一些，但不可泛滥。在前几代人看来，恋爱的结果应该是婚姻。也就是说，多谈几次恋爱是为了寻找更好的伴侣，为了更好地处理好婚后的感情问题。但笔者在后来的调查中发现，对于80’后一代来说，性爱观已发生很大的位移。有部分大学生对笔者讲，他们在大学里谈恋爱并非为了结婚，结婚只是其中很小的一个原因。一个女大学生分析说，现在的学生个性都很强，视恋爱和同居为儿戏，特别是一些独生子女，由于其成长的背景形成了自私自利和性情多变的个性，在恋爱中更是视情感为随意之物，高兴就在一起，不高兴马上就分手，所以恋爱的频率很高，而分手的频率也很高。也就是说，多谈恋爱对于这样一些青年来说，已经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他们的生活了。对于这样一种现象，笔者倒是想规劝他们，应该多一些慎重，多一些珍惜。

　　20岁左右的青年常常问笔者的一个问题是，到这个年龄了还没有谈过恋爱，是不是他们有问题了？这就告诉我们，这一代人的感情生活比前几代人提前了好几年，几乎与他们的身体一起在成长。贞洁观已经在爱情与婚姻中没有意义了，因此，笔者曾在很多文章中呼吁，应该重新认识他们，重新认识人类的感情生活和性生活、性道德。

    同时，在谈及这样一个话题时，其实是提出了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样的爱情最适合于婚姻？婚姻是一种生活，是现实生活、精神生活和理想生活的综合体，与爱情生活是有很大差别的。爱情生活实际上常常是一种虚拟的精神生活，对于恋爱双方来说，是最真实的精神生活，但它往往与现实生活对立。在这里，虚与实常常发生位移和对换。在现实的婚姻生活那里，单纯的爱情生活是一种虚妄的精神生活；在爱情生活那里，现实生活恰恰是很虚无的无意义的人生，而精神生活则是最真实的理想生活。这是人类的悲剧。因此，爱情与婚姻常常是敌人。爱情成了一种精神生活，婚姻却成了一种世俗的现实生活。但人既是生物的，又是精神的，同时又是社会的，人就不可避免地要同时过着几种生活。爱情成为婚姻的基础也就有由而确立。那么，如何使几种生活能够完美地结合起来呢？也就是说，什么样的爱情生活才是婚姻真正的基础。

　　有一个神话在80’后一代被打破了。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一个人一生中只有一次真正的爱情”成为青年恋爱中的神话和准则。它害了很多人，使很多青年走上了绝路。这个神话来自于文学作品和一个神话故事。说的是有关荆棘鸟的故事。传说中，荆棘鸟在一生中只爱一次，并为这次爱滴血而死。这个悲剧而凄美的故事几乎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在新浪网上，有很多学生都问笔者一个问题：一个人一生中真的只能爱一次吗？笔者曾无数次地痛斥过这个观点，然后笔者又常常陷入矛盾。必须要打破它，是因为曾有一些青年为此而丧命。矛盾之处却在于人类情感与精神的神圣性会因此而受到侵犯和践踏。“一个人一生中只有一次真正的爱情”虽然是禁欲时代的神话，但它至少给恋爱者一个神圣的约定，从而使恋爱者的情感生活和精神生活走向崇高和伟大。如果打破了这个神话，很多人将视爱情为常物，可能会因此而走向滥情和纵欲主义。这也正是欧美“性革命”走向“性泛滥”的原因之一。

　　而另一个神话必须要打破，那就是爱情至上主义。在风行几个时代的奥斯卡电影《毕业生》中，我们看到一个事实，爱情凌驾于亲情、友情之上，可以不顾一切地伤害她们。在那部电影中，男主人公既和他女友有性爱关系，又和女友的母亲有性爱关系。在亲情与爱情发生冲突的时候，美国人是如何处理这一关系的呢？它只是让他们中间有一个忏悔期，然后就让爱情战胜亲情。《毕业生》正是美国“性革命”时期的产物，也是美国人爱情至上主义风行的产物。这种爱情至上主义在中国青年中十分风行。我们从很多流行的影视剧中就可以看到。为了爱情，人们可以不顾一切地做任何事。在爱情面前，我们可以原谅任何错误。这是一种时代的疾病。

中国如何严惩菲反华示威幕后商人？

中菲矛盾因南海问题愈演愈烈。本来形势已十分紧张，但是还有人在幕后指使菲律宾在全世界范围内组织反华大游行。尽管5月11日，这场在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领事部门前举行的反华示威游行，仅来了不到200人，也仅仅持续了一个小时，便草草收场，是一场十足的闹剧，但是其煽动全世界的反华情绪的，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

据报道，按照预先制定的计划，反华抗议示威活动会在美国的多个城市举行，其中包括华盛顿特区、洛杉矶、纽约、芝加哥、旧金山以及休斯顿。除了要在菲律宾本土发动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之外，组织者还计划在罗马、温哥华、香港、悉尼、新加坡等多个地方举行抗议活动。对这场全球示威活动发出号召的组织叫做“美国菲律宾裔呼吁良政协会”，而该协会的领导者就是洛伊达·尼古拉斯·刘易斯。据菲律宾国内最大的广播公司ABS-CBN报道，“美国菲律宾裔呼吁良政协会”还极力拉拢“全球菲侨联合会”一同加入此次反华示威活动。报道称，“全球菲侨联合会”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它代表着220个国家的1200万菲律宾侨民。

那么指使这场活动的人是谁呢？据媒体报道，这个人就是菲律宾裔美国人、在华美资外企倍顺集团CEO洛伊达·尼古拉斯·刘易斯。她一边竭力动员数万人参加反华示威活动，力挺菲律宾对黄岩岛的所谓主权主张；另一边又在中国设立独资企业赚得盆满钵满。倍顺（中国）有限公司，设立了厦门倍顺连锁店有限公司。从1997年至今，该公司已在厦门岛内外开设了27家连锁超市，超市的数量、规模、市场占有率及行业经营年限方面均位于厦门同行业之首。该公司还在成都、苏州、广州等城市开设了分公司，目前正在拓展中国地区的业务。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这又是一个赚中国人的钱，回过头来又造中国人的反的主儿！

其实，洛伊达·刘易斯组织反华示威游行已非首次，有报道指出，她还曾呼吁菲律宾裔美国人于去年7月8日中午12点至下午1点间，在多家中国驻美领馆门前举行反华示威游行，抗议中国即将“入侵菲律宾海域”。为了方便组织游行，扩大反华活动的影响力，洛伊达·刘易斯甚至还建立起了一家网站，号召全世界的菲律宾人“联合起来采取行动，保卫菲律宾的国土和石油”。

资料显示，洛伊达·刘易斯毕业于菲律宾大学法学院，并曾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该国的圣特丽莎学院，她还是首位未在美国法学院就读便通过纽约州司法考试的亚洲女性，在菲律宾和美国均获得了律师资格。在美取得律师资格之后，洛伊达·刘易斯在美国移民归化局担任过检察总长一职。

也许有人会说政治的归政治，经济的归经济，反对这些不良商人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所看重的招商引资的政绩常常被一些外国的政治集团利用，他们经常用从中国赚来的钱造中国人的反，换一种说法就是中国人自己出钱买罪受！这样的傻事不能再干了。因为这个原因，笔者建议，该企业的所在地千万不能把他们当成“老大”来看待，当成神仙来对待，（很多地方为了招商引资，制造政绩，都是这么干的），要对其企业进行严格地检查，对其违规行为进行严历查处，直到查封为止！同时还可根据中国的法律，以煸动罪等对其相关人员进行法律追究！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c360d70102dwtm.html?tj=1

今天是母亲节，是我们做儿女的对母亲祝福的节日，祝福我们的母亲身体健康，幸福万年长。在这个时候，我们总想起小时候和妈妈的幸福时光，虽然在别人的眼中，妈妈有各种各样的形象，但在我们儿女眼中，妈妈总是最漂亮、最有爱心、最勇敢、最伟大的形象，总感觉有母亲的日子特别幸福，虽然在小的时候对母亲有各种不满，但成年之后的我们总会想起妈妈的各种好来，总觉得有妈的日子最幸福。

每当这个时候或妈妈过生日的时候，丁丁总想起我母亲为我捉老鼠的事情，那时我才7至8岁左右，当时是冬天的早晨，我还在睡觉，当我醒来的时候，发现一只老鼠在我的枕头旁，吓得我大叫起来，这时，正在厨房的妈妈听到我的叫声赶快跑了进来，看见了老鼠，赶紧冲了上去，一手掐着老鼠，直到把老鼠的头掐碎，我被惊呆了，妈妈竟然不怕老鼠，看着她一脸苍白，而且还浑身冒汗，当时的我发现我妈妈太勇敢了，全然不知道她是为了保护我不受伤害，冒着内心的恐惧，不顾一切的去捉老鼠，而且一直以来我都为妈妈不怕老鼠而骄傲。直到我成年之后，才知道妈妈很怕老鼠，见了老鼠都浑身发抖。尤其是现在，丁丁知道手抓老鼠是很危险的事情，很有可能被老鼠咬伤，尤其是很有可能得鼠疫，可妈妈就能够为了孩子的安全，不顾这些危险。这让我感到母爱的伟大之所在。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大家发现没有，任何词汇在各种语言中发音是不同的，甚至是千差万别，以至于需要翻译。但是，在千万种词汇之中，唯独一个词汇不需要翻译，而且我们能够听懂。这个词汇是什么呢？那就是妈，如汉语叫“妈妈”，英语叫“妈咪”或“Mun”，还有俄语、德语、意大利语、希腊语对妈妈的叫法也是一样的。特别是妈这个词不但在人类的发音极其相近，即使在哺乳动物之间对妈妈的发音也极其相近，虽然我们不懂动物的发音，但有一个发音都听得懂，如牛最喜欢叫的是“哞”；羊最喜欢叫的是“咩”；猫最喜欢叫的是“喵”；马最喜欢叫的是“妈”……

为什么包括人类的哺乳动物对母亲能够异口同声的叫妈呢？有两种解释，丁丁认为比较合理：第一种解释：婴儿因饥饿或不舒服而高声哭叫时，牙齿或嘴唇呈闭合状态，而且软腭向下，这样便发出了ma这样的音。在婴儿哭啼时，总是妈妈给他喂奶或换尿布。于是，人们就用ma这个音来表示“妈妈”了。

  第二种解释：婴儿吃奶时常伴有一种轻微的鼻音，这是吃奶时能发出的唯一的声音，而且是一种满足的声音。这种声音日后便成了婴儿看见妈妈乳房时的一种预感信号，最后发展成一种想吃奶的一种表示，或表示等妈妈（喂奶人）等得不耐烦的情绪。当嘴里没有食物时，m后就自然跟着一个最容易发出的a音。既然哺育婴儿的大多数都是母亲，婴儿的愿望也大多向她提出，ma表示“妈妈”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而妈妈第一次听到孩子发出这种声音的时候，以为是在叫她，伟大的母爱在这一刻就显现出来了，惊喜的抱着自己的孩子，并告诉身旁所有的人，孩子会说话了，会叫妈了，并为自己的孩子感到骄傲！

虽然，我们最初发出妈妈的声音并非是叫妈妈，而是想吃奶，但我们的妈妈却以这种声音称呼她为标志，妈妈成为母亲最有代表性的词汇就被人类固定下来，妈妈从此成为天下母亲共同的称呼。

——日本天天“蒋”（5月10日篇）

钓鱼岛进入多事之秋。进入今年以来，日本一方面在加强实际控制钓鱼岛方面加大力度，为钓鱼岛周边的小岛命名，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抛出“购岛构想”等等，另一方面在军事上也进行了部署。《产经新闻》5月9日做出报道，面对中国未来可能出现占领钓鱼岛行动，日本陆海空三军已经制定了协调行动的夺还计划。

一、日方早有准备

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陆海空三军的这份夺还计划并不是突然出炉的。去年11月14日到18日期间，日本举行了大约3500人参加的陆海空三军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当时，日军把九州西南以及冲绳方面设定为主要演习场所，其训练项目确定为“包含岛屿防卫的各种行动”，其实就是如何对应中方可能发生的武力攻击，夺取所谓被中国军队占领的钓鱼岛。

其实，早在2010年12月，日本防卫省推出的《防卫计划大纲》后，日本军方针对当年9月发生的中日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就开始着手应对钓鱼岛事态的强化举措方案。现在，日本已经逐渐将其具体化了。

二、日军预测三种事态五大反制行动

从《产经新闻》放出的消息来看，日本军方认为未来钓鱼岛可能出现三种事态。第一种事态是中国方面在平时采取的（所谓）不法行为；第二种事态是中国军方采取的海域武力攻击的行为；第三种事态是中国军方在武力进攻的同时强行登岛的事态。

在此基础上，日本预测中国方面的“海上民兵”将冒充渔民强行登岛，与此同时，中国海军将向钓鱼岛附近的海域派遣舰艇，投入水陆两用以及空挺作战部队，中国空军的战斗机也将进入九州周边的日本领空。

面对这种状况，日本陆海空三军将采取5大步骤。第一，陆上自卫队迅速协调行动，负责运输和机动作战。第二，紧急开展防空作战。第三，对应中国海军的攻击。第四，保护日本自卫队和驻日美军的军事设施。第五，日本陆海空三军联合登上钓鱼岛作战。

这份联合作战计划还表明，当日本军方确认中国军队登上钓鱼岛以后，特别是确认中国海军空军的行动属于“国家意志”以后，日本将派遣出陆上自卫队精锐的驻守在长崎的“西部方面普通科连队”，从佐世保基地出发，乘坐军舰强行登岛。与此同时，日本三军将携手行动，把中国的水陆两用部队和空庭部队从钓鱼岛海域排出出去。

在防空作战和对舰攻击方面，日本海上自卫队将出动驻守在佐世保军港的舰队，空中自卫队将起飞在福冈筑城、宫崎新田原、冲绳那霸三个军事基地的战斗机。为了防止中国的导弹袭击，日本陆上自卫队不仅要派出炮兵部队，还要使用地对空防御导弹。

三、日本将协调军警作战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三军联合夺回钓鱼岛计划还是一个单独作战的计划。他们认为，如果美军能够参加进来，作战的实战能力就会大大增加。现在，日本有关方面认为这个计划还存在着一个“盲点”，那就是当中国使用民兵登上钓鱼岛之际，最初开始负责对应的只能是海上保安厅和警察，而他们与自卫队之间还没有一种协同作战的关系。因此，日本将修改有关法律，协调其军警关系，强化整个所谓反击行动的机动性，提升整体的防卫能力。

四、日本未来要在钓鱼岛驻兵

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在现在这个时机通过媒体抛出的这份所谓的防御计划，可以看作是一个测试气球。他们真实的目的是要看看各方面的反应。这份计划未来有可能演变成为一份日本军队在钓鱼岛的驻兵计划。

最近，国有大油企公布了2011年业绩报告。以中石油为例，虽然总体盈利1330亿元，日均赚3.64亿元，但在炼油板块却亏损达600亿元，日均亏损1.64亿元。这里面反映的问题，可以从比较中外石油企业的价格构成来分析。

大家知道，计划经济的理论基础，是劳动价值论：资源和商品的价格取决于“凝结”在资源和商品中的“无差异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量”有多少。这样一来，大自然恩赐的原始森林和包括原油在内的自然矿藏，在开采之前，就都没有价值了。这种不科学的理论，造成我国自然资源的价格长期被严重低估。价格是最权威的市场信号。价格被不科学的理论这样扭曲了，带来的后果，是我国的资源被糟蹋得非常厉害。现在虽然已经要搞市场经济，但是计划经济的影响和惯性还是很大。具体表现，就是我国的资源税非常低。认识劳动价值论的危害性的学者呼吁了很久，才设立了资源税，从每吨原油几元钱，慢慢上升到不久前的二三十元，去年年底才上升到仍然很低的5％。

俄国的税制和我们不同，他们是石油公司每出口一吨成品油，按照一个固定的公式，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量的出口关税，税率随国际市场石油期货价格走。按照这个公式，前几年国际石油市场期货价格最高的时候，俄国石油企业每出口一吨成品油，要向国家缴纳四五百美元的关税。现在国际石油市场的期货价格没那么高了，所缴纳的关税也在三四百美元之间。按照一吨原油通常能加工出0.6吨成品油计算，相当于每吨原油的资源税在二百美元以上。俄国人在价格机制的拨乱反正方面做得比我们彻底。三十多元人民币和二百多美元之比，可以让我们体会中俄资源价格的巨大差距。

不仅俄国是这样。除了因为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受不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危害极深的中国以外，世界上所有其他大国，都不会像我国那样，那么低估资源的价格。

上面是一个示意图，比较我国国有垄断石油企业的价格构成和俄国典型石油企业的价格构成。价格减去成本，就是利润。其中成本又分为资源成本和非资源成本，资源成本主要体现于资源税，非资源成本是其他花费。非资源成本越大，说明经济效率越低。我们的国有垄断企业，效率很低，却能够享受很高的利润，原因就是资源成本太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秘书长陈永杰指出，中石油加工的原油，九成左右是国内生产的原油，所以原油购进价格比较低。为什么那么低，就是因为国内原油开采的资源税非常低。

现在，这些国有垄断企业仍然动不动就叫苦，这是因为他们轻易实现高利润惯了，稍许有点压力就叫苦。有说上交几百个亿的利润给国家，大肆宣传，很快却又叫苦，从国家得到几百个亿的拨款。如果是竞争企业，生意难做了，你跟谁叫苦去？半年以前，中海油自己承认，全行业平均年工资三十八万五千元。你想想看，三十八万五是个怎么样的概念？我们中山大学，只限于全部正教授，我估计平均年工资也就是二十万元左右。

“共和国长子”们享受惯了，而且他们的政治能量很大。这种利益格局，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性障碍，也是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深入不下去的关键所在。但是至少，我们可以从上面的示意图，认识国有垄断企业价格构成这个症结，不再被国有垄断企业的叫苦蒙蔽。

关于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人们的熟悉程度几乎到了人人皆知的水准，但误读也跟之大众化。人们以为柏拉图的意思，可能是认为男女之间的爱情，应该仅仅停留在精神的层面，而身体的交流与探索不仅是无效的，甚至是邪恶的。这显然曲解了柏拉图的意思，事实上，柏拉图是一个神的信奉者，他坚定地认为，人在出生之前，神的美意就存在，这个美意具体到一个人身上，是男女双性的结合。是出生，或者说是一种具体形态的人性的出现，是灵魂的泥土化，让男女分离。这类似于《圣经》里陈述的神用男人的一根肋骨创造了女人。是的，男人和女人本就来自一个地方，女人是男人骨头中的骨头，肉中的肉。肉体和精神，都与爱有关。这是一种超验的事实，是一种精神，来自神的精神。

    神是一种精神，一种道，一种爱。某种意义上，柏拉图的思辨就是从这里开始。人的存在的内在目的，是尽可能地变成与神相似。这也是《圣经》里的意思，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了人。沿着这样的路径追问下去，问题就变得令人激动。既然人首先是精神的载体，那么，任何关于物质主义的短期考量，都是无意义的。“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只有神的话永存”。这是耶稣的话语。

    但是柏拉图不是神，他是一个具体的人。一个具体的人，总是能够看见具体的悲伤。对永恒的渴望，始终让他弥漫在一种绝对意义上的无力感之中。柏拉图曾经想到过“超越”这个范式，但肉体是沉重的，灵魂飞升，肉体却坠落，这种人生意义上的撕裂感，让每一个柏拉图式的思想者悲伤。

    很多基督徒都愿意把柏拉图式的悲伤，解读成一种人性的软弱。这可能是一个普通的信徒与柏拉图之间最大的差异，也就是说，相比那些反复强调属灵意义的基督徒，柏拉图可能更愿意立足当下构筑理想国。他试图把握自己的灵魂，但却意外地发现，灵魂正在堕落，不得不寄居在一个具体的肉体之中。柏拉图显然知道，这不是神全部的意思，一个飞扬的灵魂，某种意义上是无限的，他的工作，应该是在绝对意义的精神世界中穿行，但是现在，灵魂却具体化，成为一件可以陈列出来的肉体。

    一个真正的人，他的所有的努力由此展开：要摆脱肉体对灵魂的束缚，要提升，甚至要复活。要超越这个看得见的具体的世界，甚至要超越自己的身体。这是多么艰难的一份工作，谁能一蹴而就？谁能最终完成？谁能最终成为“义人”？柏拉图的答案属于渐进主义，他相信人的建设性，相信一个追求永恒的人，一定可以一步一步，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地上升，柏拉图反对的是一蹴而就，他的理想国，不是那种垂临式的国度，而是人自身的努力，不是一瞬间形成，而是需要人们永恒的建设，缓慢地抵达。相比之下，耶稣就决绝多了，他直接告诉人们，“神的国度不在地上”，所有在地上努力建造的天国，都是错误的。耶稣还说，“这个世界上一个义人都没有，所有人都有罪”，毫无疑问，这么多醒目的罪人，当然包括柏拉图。

    柏拉图看到了这种挥之不去的无力感。人活着就是这样，要么绝望，要么交托。感谢神，柏拉图选择的是后者。后来学者们总结的所谓柏拉图的传统中，“护佑”的观念十分重要。这是柏拉图式的预言，而且是正确的预言。一般意义上，护佑，是基督教的关键词，柏拉图对于这样的观念，似乎是偏爱有加。在晚期的著述中，他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来阐释这个形而上的词语。命运与死亡，一致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难题，人们试图在一个迷惑的语境下，通过偶然性和必然性这样的哲学范式，来解释我们的人生，最为人们容易接受的解释路径，是古希腊神话关于堤喀和海玛尔默勒，直接指向了世界的权力，一种此在的构想。但是著名的《罗马书》不这么看问题，基督垂临，神的护佑，人的全面的交托，才是我们抗拒命运与死亡的终极方法。至少从想象力的层面，柏拉图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有人说，柏拉图是神真正的信仰者，从最高的神而来的护佑，给了柏拉图想象力、勇气和希望。

    正是柏拉图令人惊讶的想象力，启示了他的学生亚理斯多德。因此，柏拉图学说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还有更重要的一个方面，这就是将这个世界定义成爱的系统。这是由亚理斯多德提出来的观点。神是没有质料的形式，神自身是完满的，用圣经里的话来呈现，“神是个灵”。所以亚理斯多德认为，神是世界的动力，他并不是遵守理性的因果链从外部推动世界，不是这样的，神是以爱为手段，通过创造，通过赋予每个有限之物自由选择的权利，朝着神的方向发展。由此，世界构成了一个运动的，变化的世界，一个爱的系统。在信仰的意义上，我们看到的人类社会正是如此，每个人被神所爱，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每个人都有梦想，每个人都梦想着自己与爱统一，与最高的，永恒的形式统一，从而逃避一种短视的，可以理性遇见的低级的形式，或者说是物质的形式，泥土的形式。

    可以说，柏拉图和亚理斯多德几乎看见了人类社会演进的秩序。正是这种宏大的想象力，启发了更加后来的托马斯阿奎那。亚理斯多德通过理性分析看见的神，和阿奎那通过受洗、祷告看见的神，一起进入基督神学，让人类的目光看得比过去更加遥远，更加具体，更加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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